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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

 




    一个人的一生,会同许多人打交道,但只有几个人,对其一生影响巨大;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事情,但只有几件事情,成为其一生的转折点;一个人的一生,会做过许多事情,但只有几件事情,成就其一生的辉煌。朱可夫的军事生涯正是如此。
    一、正当初次恋爱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朱可夫被迫应征入伍,参加了沙皇的军队。是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使他从军作战有了明确的目的,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军官
    朱可夫生于1896年12月1日,出生时家里非常穷。朱可夫回忆说:“我出生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心,房屋破旧,一角已深深地陷进地里,墙壁长满了青苔,房顶长着野草。全家就一间房,有两扇窗户。”
    这所房子住着一个寡妇,无儿无女。后来,这个寡妇要了一个2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朱可夫的父亲。朱可夫的父亲8岁时,养母就去世了。为了生活,朱可夫的父亲给一个鞋匠当学徒。朱可夫出生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他母亲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春夏秋季到地里干农活,冬季则到城里打零工,一天只赚一卢布左右。朱可夫回忆说:“这点钱太少了,甚至还没有要饭的讨得多。”
    朱可夫的父母认为,之所以穷就是没有文化。所以,他们在经常饿着肚子的情况下,还省出钱来把朱可夫送到了学校读书。
    朱可夫读书很用功,每天在帮助母亲干完活后,就忙着看书做功课。贫困的朱可夫为了生计,到莫斯科打工赚钱糊口。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房东的女儿玛丽亚,两个人相爱了,甚至已经谈婚论嫁。但此时,沙皇颁布法令,要求凡是1896年出生的男子必须从军打仗。
    这样,1915年8月7日,朱可夫应征入伍,当了一名骑兵。在战争中,朱可夫获得了2枚军功章。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朱可夫回到了家乡。1918年8月,他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参加了苏联红军,在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4团当兵。这个师的师长就是苏联大名鼎鼎的英雄塞米扬·布琼尼。
    朱可夫真正走上辉煌的军事道路,还是得益于伏龙芝的军事改革。伏龙芝是苏联最著名的军事家和卓越的统帅,他最高职务担任过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相当于苏联军委主席和陆海军总司令。朱可夫是在1919年6月第一次见到伏龙芝的。当时,他的连队正在伏龙芝的指挥下,在乌拉尔斯克抗击哥萨克骑兵。有一天,伏龙芝路过朱可夫的连队,于是就走到战士们中间和大家聊天。朱可夫立即被伏龙芝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这样一位名将,却是那样的平易近人。朱可夫后来说,这一次会面使他终身难忘。
    朱可夫打仗非常勇敢,不怕死!1921年春天,在坦波夫省与安东诺夫白匪军的作战中,身为红军第2骑兵连连长的朱可夫率领100多人与2000多人的白军骑兵遭遇,连续坚守7小时,6次与敌人白刃格斗,最终击溃了敌人。抗击于己10多倍敌人的进攻,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还击败了敌人,这在当时立即成为轰动全军的新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嘉奖令,授予朱可夫红旗勋章,朱可夫也因此受到苏军高层领导的注意。当时在高加索作战的斯大林、在坦波夫省作战的苏联名将图哈切夫斯基都关注着这个年轻的连长,而伏龙芝更是注意到了朱可夫。于是,朱可夫很快被从连长提升为团长。
    1924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伏龙芝借和平之机,开始了苏军第一次军事改革。当时,军事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用优秀的青年军官取代保守军官。1924年底,苏军从550万人裁减到了56万余人,朱可夫成为被留下来的优秀青年军官中的一个。经伏龙芝亲自提名,朱可夫进入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读书。这批入校的学生几乎个个都是精英。在这个班的花名册上,你可以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许多高级将领的名字: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叶廖缅科,等等。就这样,伏龙芝的军事改革把朱可夫送上了辉煌军事生涯的起点。从那以后,到苏德战争爆发,朱可夫仅用10余年的时间,就从骑兵旅长一直升任至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
    二、凭着对国家的忠诚,朱可夫敢于和斯大林公开争吵,被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撤销了职务。当朱可夫的意见被事实证明为正确后,斯大林以特有的方式承认了错误,从此把他视为自己最信赖的人。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朱可夫,他成了斯大林的救火队员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进攻苏联的战争。战争初期,苏军被打个措手不及,损失严重。为了抵抗侵略,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军队,苏联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成立了统帅部大本营。这个大本营的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外交部长)、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布琼尼(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等人。
    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是统帅部大本营军事指挥机关的最高首长,自然对战局要心中有数。当时,苏联从北到南所有方向都面临着严重的局面。朱可夫根据战场情况认为,对付德军快速兵团从行进间突破的最好战法是以反突击行动,通过实施积极防御,稳住战线,消耗和杀伤德军。而实行这个战法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在苏军重兵集团面临被德军合围和歼灭的威胁时,尽快把他们撤出来,避免更大的失败和无谓的损失;一个是收拢撤出的重兵集团,然后实施反突击。基于这种认识,朱可夫认为当务之急是放弃基辅,收缩兵力,再实施反突击。否则,乌克兰方向的苏军将面临被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全部歼灭的危险。形象一点说,朱可夫是想在乌克兰方向,先收拢拳头,再打人。
    然而,这个想法与斯大林的“寸土必守,坚持现在阵地实施反攻”的作战理念相违背。于是,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准备当面汇报自己的打算。10分钟后,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朱可夫。当时在场的还有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
    斯大林在听部下汇报时,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喜欢坐着,而总是捏着烟斗,即便是烟斗里的烟熄灭了,也拿着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停下来,走近对方,用烟斗压理着短胡子,直视对方的眼睛。斯大林说话声音很低,也不喜欢笑,即便是笑起来,声音也不大,几乎听不到声音。朱可夫在回忆录里说,斯大林意志坚强,性情深沉,目光锐利,但容易冲动。
    斯大林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听着朱可夫的汇报。当他听到朱可夫介绍德军将可能向坚守基辅地域的苏军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时,突然停下来,问:“你的建议是什么?”
    朱可夫回答:“首先应该从西部增援给配合西南方面军作战的中央方面军一个集团军。”
    斯大林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你是怎么了?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西部白俄罗斯方向是莫斯科的屏障,从这个方向抽调一个集团军加强给西南方向,意味着要减少莫斯科方向的防御力量。所以斯大林这样问。
    朱可夫回答:“不,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向莫斯科方向推进。我们可以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从远东调来8个师加强而不是削弱莫斯科方向。”
    这时,梅赫利斯挖苦朱可夫说:“那是不是想把远东送给日本人?”
    朱可夫看了一眼梅赫利斯,没有理他,继续对斯大林说:“我们一方面向中央方面军加强兵力,一方面将西南方面军立即撤到第聂伯河,使得西南方面军与中央方面军形成一个拳头,伺机打出去。”
    斯大林听后,捏着烟斗,走近朱可夫,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问:“那么,基辅怎么办?”
    朱可夫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清楚斯大林不会同意放弃基辅,但他还是要说。他后来回忆说:“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是当前惟一可能的、惟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于是,朱可夫断然回答:“放弃基辅!”
    斯大林没有说话,还是看着朱可夫。这种场景太难堪了。可是,朱可夫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完:“放弃基辅后,我们可以在西南方向马上组织反突击,夺回叶利尼亚突出部,因为德军可能在利用叶利尼亚为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斯大林终于火了!他听到这,大声骂道:“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真是胡说八道!”
    朱可夫听后,也豁出去了。当时,他就反驳说:“斯大林同志,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你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您解除我总参谋长的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一点好处!”
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了!因为,斯大林在苏联拥有绝对的权威。房间里静得怕人。好半天,斯大林才说话。他说:“请你冷静一下,缺了列宁我们都行,缺了你更能行。”
    朱可夫说:“斯大林同志,我是一名军人,随时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我相信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和总参谋部怎么想的,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摆了摆拿着烟斗的手说:“朱可夫同志,你先出去吧,我们一会儿叫你。”
    半个小时后,朱可夫被叫回到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对他说:“是这样,我们方才商量一下,最后决定解除你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不过,你还是统帅部的成员和副国防人民委员。我想让你到作战部队去。”
    朱可夫问:“到哪个部队?”
    斯大林反问:“你愿意到哪里?”
    朱可夫回答:“我可以做任何一项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和一个方面军。”
    斯大林听出朱可夫有气,反而笑着安慰他:“冷静些,冷静些。”他想了一会儿,说:“你方才说你要在叶利尼亚组织一次反突击,我想就让你负责这件事吧,到那里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朱可夫马上回答:“一小时以后!”
    就这样,因为在作战问题上的分歧,并且顶撞了斯大林,朱可夫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然而,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朱可夫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叶利尼亚战役,是朱可夫在苏德战争中指挥的首次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而这是苏军在战争爆发后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的斗志。9月6日,叶利尼亚战役胜利的当天,朱可夫就给斯大林打电报汇报战果。
    斯大林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9月9日,沙波什尼科夫电令朱可夫立即飞往莫斯科,在当天20时前见斯大林。时间太紧了,按照电报的要求,朱可夫是不可能按时赶回去的。斯大林有一个脾气,他不允许部下迟到,哪怕是一分钟。可是,朱可夫偏偏迟到了一个小时。当朱可夫赶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时,只见斯大林和几乎所有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都在等着他。
    朱可夫报告说:“对不起,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看看表说:“不,你迟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斯大林的表情非常平静,微笑地看着朱可夫,对他说:“请坐,如果饿的话,先吃点东西。”朱可夫摇摇头,坐了下来。
    斯大林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走边说:“朱可夫同志,你处理叶利尼亚突出部的问题结果不错,7月29日那天你的建议是对的……”就这样,一个最讨厌迟到的统帅,没有责备迟到的朱可夫,斯大林以特有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斯大林接着问:“你现在想到哪里?”
    朱可夫回答得简单干脆:“回前线!”
    “回哪一个前线?”
    朱可夫又回答:“到您认为最需要的前线。”
    斯大林听后,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对朱可夫说:“到列宁格勒吧,现在那里局势危急最需要你。如果德军占领列宁格勒,就会从东面迂回进攻莫斯科,这样的话,形势会更糟糕。”
    斯大林捏着烟斗说:“那里所有的部队都归你指挥。你需要带谁去,就带谁去,你可以在全军挑选你需要的人。”
    斯大林的这番话,意味着对朱可夫的高度信任。从那时开始,朱可夫就成了斯大林的救火队员,哪里有危机,就被派到哪里去。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朱可夫一直是被作为斯大林在前线的代表,指挥着这些地区苏军的作战。
    斯大林后来高度赞扬过朱可夫,他说:“朱可夫是我的麦克莱伦(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名将,是林肯总统最得力的将军,素有‘西部小拿破仑之称’)。和麦克莱伦一样,朱可夫也总是要求多给些人,多给些枪,还多给些飞机。他总觉得不够。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三、“人民是我们的母亲,作为军人,最大的痛苦与失职就是不能保护好人民,使他们受到战争的苦难。”这是朱可夫的政治信念之一。当看到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饥饿、痛苦与死亡的惨景时,朱可夫的心在颤抖。“为了他们不再这样,一定要打败希特勒匪徒。”这是朱可夫能征善战的根本动力
   朱可夫出身贫寒,他最能感受到民众的苦与乐,最同情民众的不幸。他把人民作为母亲,认为军人最大的痛苦与失职就是不能保护好人民,使他们受到战争的苦难。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很快把列宁格勒包围了。希特勒叫嚣要把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去,并说,这个目标一定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实现,“以免我们在占领它之后,还要在冬天养活那里的居民”。
    列宁格勒是沙皇俄国时期的首都,也是十月革命的摇篮。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苏联与德国同样重要。所以,当列宁格勒形势危急时,斯大林把朱可夫派到了那里,希望用朱可夫擎天之手挽救那里的颓势。在送别时,斯大林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
    朱可夫是在1941年9月13日抵达列宁格勒的。下飞机后,他立即组织全城的军民实施防御作战。为了能够长期坚守作战,在全城陷于三面包围,粮食补给基本断绝的情况下,朱可夫在全城实施粮食配给制。军人与修筑工事的妇女,每天配给435克面包;儿童、政府公务员和病人配给218克面包。朱可夫也不例外。他天天到全城跑,视察战场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时甚至在街道上席地吃饭,吃完再跑。
    有一天,朱可夫到肉类加工厂视察那里的防御阵地回来,一路走,一路看,不知不觉过了吃饭的时间。随行人员提醒他该吃饭了。朱可夫也感觉肚子有点饿了。于是,找个地方,就地啃面包。吃着吃着,他看到有两个小姑娘在不远处望着他。朱可夫向她们招了招手,让她们过来,问小姐妹:“你们有什么事吗?”
    小姐妹摇了摇头,有点拘谨地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只是……如果将军不介意的话,我们想为您做点事情。”
    朱可夫好奇地说:“哦,你们想为我做什么事情呀?”
    小姐妹说:“我们想用手帮你接着你掉下来的面包渣,然后吃了它们,浪费了多可惜呀。”
    当时,朱可夫收起了笑容,脸色十分凝重。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的定量不到半斤。她们是饿呀!
    朱可夫站起身,把小姐妹揽在怀里,又把面包掰开,分给了她们。朱可夫对随行人员说:“我们的孩子饿成这样,这是我们军人的耻辱。为了她们,我们一定要打败希特勒匪徒!”
    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指挥了24天,终于迫使德军在那里停止了攻势作战,转入防御。这时,莫斯科方向又连连告急。斯大林连续2次打电话给朱可夫,让他立即飞到莫斯科,参加指挥莫斯科保卫战。
    德军是在9月30日向莫斯科发起进攻的。战役初期苏军损失很大,局势严峻。当朱可夫来到斯大林的住处时,斯大林正在生病,见朱可夫进来,斯大林马上站起来,把朱可夫引到地图前说:“你瞧,这里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缺什么,我给你什么,一定不能让德国人攻进莫斯科!”
    朱可夫感到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他马不停蹄地视察战场,听取汇报,布置作战任务。
    有一天,朱可夫到莫斯科西南的奥布宁斯克市视察,路过一个名叫马洛亚罗斯拉韦茨的小镇。这座小城已被德军的飞机炸毁了,到处是废墟,全城的居民都疏散到了后方。可是,坐在车里,他看见有一个老年妇女在废墟里找什么东西。朱可夫感到奇怪,让司机停车,走了过去。
    “老太太,你在找什么呀?”朱可夫问。
    那位老太太眼睛睁得大大的,站在那里没有说话,灰色的头发乱蓬蓬的,在秋风中飘曳。
    朱可夫更奇怪了,老太太为什么不讲话呀。“你怎么了?”他又追问了一句。
    可是,老太太不仅没有回答,而且连看都不再看朱可夫了,弯下腰,又挖起来。
    这时,从废墟什么地方又钻出一个妇女,手里提着半袋东西,他对朱可夫说:“将军同志,你不要再问她什么了,她不会回答你的,因为她悲伤得疯了。”
    接着,那位妇女讲述了两天前德军飞机轰炸的事情。“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在明斯克战役中阵亡了,她和小孙子一起住。德国飞机空袭时,老太太正在井边打水,而孩子却在屋里,她眼看着炸弹落在她的房屋上。”说着,说着,这位妇女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朱可夫也难过的落泪了,难过的甚至忘记了安慰这位妇女。他后来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难过极了,没能对她们说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但是,这位老太太的悲哀与痛苦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不时地折磨着我。为了她们,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犹如教师不能误人子弟,企业家不能生产伪劣产品,政府管理者不能以权谋私一样,军人的职业道德就是在战争中打得赢,而不使人民遭受战争的痛苦。军人的这种道德理念通常化为对战争艺术的追求与对军事工作的永恒热爱。这是一个名将能征善战的根本动力。我们从朱可夫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整个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朱可夫之所以成为斯大林的“救火队员”,哪里危急,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朱可夫,哪里就化险为夷,背后的原动力,就是他对人民的热爱。
    四、当得知德国与美、英等国签署投降书是在西方盟军占领区进行时,斯大林非常不高兴,毅然要求德国再同苏联签署投降书,由朱可夫代表苏联接受德国签署的投降书。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一个战败的国家两次签署投降书的事件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倍尔谎话连篇,他一生恪守“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的荒唐逻辑。为了能够把自己的谎言变成真理,戈倍尔一生做过无数的讲话,写过许许多多的信件。然而,他一生写的最后一封信,却是写给朱可夫的乞求停战谈判的信。1945年5月1日3时50分,朱可夫率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攻入柏林,完成了对德国的最后一战。这时,德国陆军参谋长克列勃斯上将打着白旗,走进朱可夫的指挥部,交给他一封信。这就是戈倍尔临自杀前写的乞求停战谈判的信。
    信中说:“为了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我委托鲍尔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鲍尔曼是德国纳粹党的办公厅主任,是希特勒的心腹。
    朱可夫立即把这封信的内容向斯大林做了汇报。当电话打到斯大林的住所时,警卫局长弗拉西克将军说:“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
    朱可夫说:“请叫醒他,事情很紧急,不能等到早晨。”
    因为,戈倍尔的信只是说要和斯大林谈判,而没有说无条件投降。如何办,必须由斯大林做主。朱可夫认为不能拖,他担心德国人在争取时间,继续顽抗。
    斯大林被叫醒了,朱可夫向他汇报了希特勒已经自杀,戈倍尔要求谈判的事情。
    斯大林听后,睡意全无,第一句话说:“完蛋了,这个浑蛋!可惜没有能活捉他。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说已经烧掉了。”朱可夫回答。
    斯大林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以人民的名义指令你,不要同德国人谈判,除非他们无条件投降。朱可夫同志,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我想在检阅前睡一会儿。”斯大林说的检阅就是“五一节”红场阅兵。
    朱可夫接到指示,立即继续在柏林城内实施进攻,肃清德军残余分子。戈培尔见苏联不接受谈判,绝望地杀死了自己的6个孩子,然后与妻子一道自杀。
    5月2日15时,柏林13.4万德军全部被歼灭。朱可夫来到了希特勒与戈倍尔自杀的现场。但是,他只看到了戈倍尔、戈倍尔的妻子和戈倍尔6个孩子的尸体,而没有看到希特勒的尸体。朱可夫和全体苏军官兵一样,沉浸在胜利之中。然而,5月7日,他突然接到斯大林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赋予了他一个特殊的使命。
    原来,在这一天,也就是5月7日凌晨1时41分,德国与西方国家的盟军在法国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艾森豪威尔宣布自欧洲中部时间5月8日23时起欧战结束。苏联炮兵少将伊凡·苏士洛巴罗夫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授降仪式。
    斯大林听说后,非常生气。他认为,是苏联而不是西方国家承担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担。因此,德国投降仪式必须在苏联军队的占领区,也就是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中心柏林举行。他严厉斥责了苏军炮兵参谋长沃罗诺夫:“艾森豪威尔说什么‘著名的炮兵将军伊凡·苏士洛巴罗夫参加了仪式’,什么著名的炮兵将军,我怎么不知道。”他下令立即将苏士洛巴罗夫召回国监禁起来。斯大林对朱可夫说:“我已要求艾森豪威尔在明天派代表到柏林签署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书,兰斯仪式只不过是这一仪式的预演。朱可夫同志,您已被任命为驻德苏军总司令,并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代表,参加这个仪式,接受德国的投降。”斯大林这个电话,使得朱可夫成为主持德国投降仪式的苏联最高代表和见证人。
    新的德国投降仪式是在德国军事工程学院餐厅举行的。这所学院位于柏林东郊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参加投降仪式的盟军代表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上将,盟军最高统帅部副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特德,法国军队总司令塔西厄上将。德国参加投降仪式的代表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
    5月9日零时整,朱可夫走进大厅,坐在一张铺着绿呢布的长桌前,宣布:“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委托,来接受德国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
    话音落后,在门外等着的凯特尔走进大厅。这位曾扬言要在几个月内消灭苏联的德国战争计划的主要决策者之一,第一次和他的对手朱可夫见面了。凯特尔抬起头,看了看朱可夫,表情极为复杂。他心里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但从他向朱可夫敬的军礼来看,显得有些狼狈和不安。投降书一共有5份。朱可夫站起身,向凯特尔做了一下手势,大声说:“到这里签字!”凯特尔等几个德国高级将帅依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零时43分,无条件投降仪式结束。朱可夫宣布:“德国代表团退出大厅!”
    当最后一个德国人退出大厅时,时针指到了5月9日零时50分。大厅里所有的人顿时欢呼起来,流着欢乐的泪水相互祝贺,庆祝欧洲战争的结束。
    朱可夫,这位斯大林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的救火队员,以其卓越的指挥艺术,坚强的信念,不屈的意志,果敢的作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艾森豪威尔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说:“朱可夫是一个谦和的、有军人风度的人。将来我们见上帝时,肯定会得到另一种苏联勋章———朱可夫勋章,而这枚勋章将会受到每一个钦佩军人的勇敢、眼光、坚韧和决心的人的珍视。为朱可夫元帅干杯!”
    战后,朱可夫先后担任了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74年6月28日,朱可夫这位4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杰出帅才,因病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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